【访谈】对文学意义的探寻——金元浦教授文学解释学访谈录
金元浦教授
金元浦教授的《文学解释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当代文学解释学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专著，在《接受反应文论》与《大美无言》以及《文学新思维：读者，文学的上帝》等三部著作中，他又仔细梳理了当代西方现象学、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的发展史，并用文学解释学的理论深入到了作品解释与批评的实践中。这四部著作分别从史、论与批评实践的角度共同构筑了一个成熟的文学解释――接受批评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当代文艺学建设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本访谈即是围绕文学解释学的有关问题展开。
对文学意义的探寻
——金元浦教授文学解释学访谈录
受访专家：金元浦
提问整理：郭持华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14年第1期
郭持华：金先生，我注意到了你对文学解释学的持续的关注。最近几年还见到你发表的论述《历史流传物》的三篇系列文章。我知道你是从研究接受美学从而研究当代哲学解释学，并在中国开创文学解释学的。20年前，您在《文学解释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理念，如：
●中国文学解释学的构建、要素和框架；
●问题的问题的首要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问题意识；
●文学创作批评与研究的范式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文学的主体间性的浮现与文学的新的哲学基点；
●文学的阅读与阅读者进入文学发生学的主体；
●文学理解与接受中“原我”与“异己之我”的分离与融合；
●文学阅读中的接受度与张力结构；
●文学意义作为队里中介的第三生成物的生成；
●“解释学循环”对于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的肯定价值和方法论模型；
●文学意义走向“意味”创构的“象征-隐喻结构；
●文学的意义空白-未定性（不确定性）的三重蕴涵；
●中国诗文化的“意境空白论”与“无象之象”的境界；
●文学意义在语言之海中的漂移、传释与变异。
这些都对我们后学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尤其是“问题意识”、“范式转换”“主体间性”等已成学界共识。
的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创立的哲学解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认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可以从解释学那里得到哪些启示？
金元浦：解释学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启示是，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从一定的视域去理解和认识对象，换句话说，人类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与解释总是以一种有限的框架去对无限时空中生生不息的对象世界予以框定。比如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者、解释者都不可能以清明无染的“白板”状态去“忠实”地反映生活或映照文学作品本身，而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或前理解构架进入理解与研究。一个文学研究主体的前理解构架，既包括文学基本知识的储备，文学研究范式及已有成果的深刻把握，更包括一种由当下历史语境所决定的问题意识。我们的社会现实对文化、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文化、文学又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显著变化来应对的？一个理论家、批评家应该带着问题意识进入阐释与研究，开始自己的言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和实践性。
其次，更具体一点说，解释学有关文本意义生成的理论探讨，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作品的意义提供了启发。一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意义？当我们解读《诗经》时，究竟是理解诗作者的意图，还是理解《诗经》对于今天的我们表达了什么？我们能否复原诗作者的意图？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文学解释学研究的核心。
郭持华：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由什么来决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传统文艺学曾经认为，它是作者思想意图在作品中的投射，我国古代的知人论世批评与西方19世纪的作家传记批评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体现。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同时把文学研究的重心从作家创造转向作品自身，认为是文学语言的组织、程序、形式与技术等产生了意义。那么，文学解释学的文学意义观又有哪些创新或特色呢？
金元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兴起与衰落，在世纪末又由接受美学转向了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此起彼伏或相互制衡的各种批评范式都曾经对文学意义进行过探讨。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作者意图论和文本形式意义论之外，曾经深受解释学影响的接受反应文论旗帜鲜明地认为，一部作品的意义只能在读者的接受行为中生成，从而应该由读者来决定。
相对来说，文学解释学的意义观更为辨证。它将文学意义的生成放在动态的时间流程中考察，使作者、文本与读者一起进入到文学意义生成的本体世界。它是一种对话的意义观，认为文学的意义既不是作者的原意或文本语言形式的某种内在特质，也不是读者主体感受的任意制造，而是产生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作者方面说，他的创作作为一种表达，必然通过各种策略传达了他丰富深刻的人生经验，寄寓了自己的爱憎态度与价值判断，并尽可能成功地使它们体现在文本的内容中，使文本具备进行交流的潜能。从读者方面说，富于主动性的接受者能够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积累来投入到作品中，以自己为媒介来体验他人。这样，作者的经验与读者的经验就以文本为中介形成了交流和对话关系。在对话交流中，作品的空白与未定性因读者而得到充实、丰富，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文本而得到调整、提高，文学意义作为作品与读者两个世界的对立中介的第三生成物被建构出来。通俗地说，文学的意义不是被“发现”的，也不是读者主观赋予的，而是在作者、文本、读者的多维交流对话中生成的。
郭持华：您认为文学的意义根源于对话与交流，但是，一般而言，作者和读者是不可能直接面对面地交流的，他们只能通过文本这一语言媒介来沟通。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语言与文学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呢？
金元浦：伽达默尔曾经提出一句名言：能被理解的存在物就是语言。人的思想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或者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语言之外无他。没有了把握对象的坐标、框架和途径，就没有了对象，比如我们队宇宙黑洞的认识。他的意思是强调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基本现实。只不过这个语言更为宽泛，但是，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来反思这一命题。如果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不只是我们现有的言语。那么，语言能否表征存在？语言能否表征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呢？我认为，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思考语言与文学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
依我看，人类语言的表征是有限度的。语言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去把握生生不息的世界、具体鲜活的现实人生，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学艺术活动中由审美体验带来的那种奄忽缥缈的直觉、微妙倘恍的感受、绵远朦胧的神思、曲致玲珑的情感、玄深幽微的哲理等等，它们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语言的丰富性。所以我们经常可以从作家那里看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妙处难与君说”等等诸如此类的慨叹。这种艺术体验的丰富性与语言的局限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带来了人类表征的危机，但同时也造就了人类艺术表达的技巧：暗示、空白、隐喻、象征等等，从而形成了文学文本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为读者创造性地解读文本、参与对话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人类语言自身是有历史性的限制的。只要我们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封闭系统，把语言放到无限延伸的历史过程中来观照，我们便可以发现，语言总是在历史时空中不断漂移、变革、传释的。语言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生生不息的运动与变化，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漂移中，语言必然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意义的变化：或者是产生了意义超载，新的环境赋予了语言以新的含意；或者产生了意义的缺失，语言离开它原来的特定使用环境后，自然地失去了某种意义。这样，处在时空网络中的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多重语言阻隔或变异。不同历史时空中的读者阅读文本时，对话双方所操持的语言可能存在阻隔与冲突，并只能通过冲突的融合来达到意义的把握。所以，语言在历史中漂移的开放性，必然造成理解过程中文学意义的未定性和创造性。
郭持华：您刚才提到，语言在历史漂移中产生了意义的超载或者缺失，我想，这种情况可能特别地适用于我们对一个历史流传文本的阐释，由于语言能指和所指的变化，可能造成文本意义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有明确系统的解释学理论，但从源远流长的典籍阐释传统中衍生出来的训诂学，主要就是解决古今语言的差异与历史变化，用当下语言去激活古代语言，以便于理解和解释。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流传的文本，比如文学史上的作品，它与我们当代阐释者之间的阻隔和距离不仅体现在语言的层面上，还可能体现在文化的层面上。如何来理解一个文学史作品，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生成呢？
金元浦：这个问题涉及到理解的历史性和作品意义生成的历史性。一个文学作品得以穿越历史而流传至今，往往意味着它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地被解读，被阐释，也就可能生成了不同的意义。语言的历史漂移是造成作品意义变迁的一个因素，但更加重要的是，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历史地生成的，而且他的阅读和阐释，他与作品的对话和交流也是在一定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制约着读者的前理解构架，从而影响着作品意义的生成。也就是说，对文学史作品的理解，对历史流传物的理解，不仅是一场文本与阐释者之间的对话，还包括了历史的维度，是一场传统与当下的对话。由于不同时代的阐释者所处的“当下”文化语境并不相同，因而对话所生成的意义也就不同。
郭持华：您强调对于以历史流传物形式存在的文学传统，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理解。这样，解释行为就是一种动态的活动，是解释主体与解释对象之间的历史的、空间的也是文化的交往实践。我们似乎可以推论说，只要这种交往实践在历史中不断敞开，历史流传物的意义便处于不断生成并演变的状态。那么，一个历史流传物，比如中华民族的古老诗歌集《诗经》，有它相对确定的意义吗？
金元浦：如果我们把文学意义等同于作者意图或语言形式结构的规定性，那么，一个历史流传物的意义就应该是确定的，因为无论是作者的意图还是文本语言形式结构的规定性，都不会存在变数；如果我们把文学意义视为读者的主观创造，那么历史流传物的意义就无法确定了，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巢臼。
文学解释学并不主张意义的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也不主张意义的机械客观主义或本质主义，它秉持对话意义观，始终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于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传统与当下之间的对话。不同时代的读者从不同的前理解构架出发参与到和作品的对话中，所以，文学作品有可能在不同时代都生发出新的、只属于那个时代的韵味和意义。这样，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永远处在一种历史文化的承传之链中，是无数次解释建构出来的意义的群集。这种意义的群集不是作品意义的简单叠加，而是意义集合的内质，其中有观念的对立、体验的差异、时代的变化，历史永远是未完成的，所以作品的意义是永远开放的、无限可能的世界。
比如《诗经》，在孔子那里，它是一部道德伦理教化的读本，在汉儒那里，它是王朝意识形态的纲领性文件，在顾颉刚的古史辨派那里，它又成了文学的经典。它的意义永远在历史中开放，似乎是不确定的。其实，这种历史开放性中又包含了确定性，因为这几种阐释，不仅有自身成立的合法性，而且在一定历史时间、空间内获得了相当大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郭持华：如何来判断一个解释是合法而有效的呢？《诗经》在漫长的历史流传过程中，曾经先后以不同的历史图像存在，比如伦理教化的文本、帝国资政之书、文学经典文本，这些不同的历史图像都合法而有效吗？
金元浦：简单地说，对文学传统的理解与解释是否合法而有效，取决于阐释者是否敏锐地把握到了当下历史文化语境的核心问题，是否立足于这一问题去扣问和聆听传统的应答。
今天的学者常常慨叹于汉儒对《诗经》的解释为何那样断章取义或主观臆断，其实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可算是相当合理的解释。儒家诗教在确定《诗经》经典地位的同时就确定了它为封建王权、为德政伦理教化服务的基本宗旨。虽然《诗经》这一先秦的文本没有变化，但阐释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改变，阐释的意图、目标、指向已大大改变，因而阐释出来的意义必然发生大大改变。汉儒通过经学化的阐释，高扬《诗经》中的伦理、政治教化意义，这与汉代王权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语境是吻合的，因而在当时获得了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也就是一种对《诗经》合法而有效的解释。
郭持华：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历史流传物意义生成的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它获得了较大的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同？
金元浦：在理想的状态下，情况确实如此。对历史流传物的某种解释，如果合法而有效，就有可能赢得越来越多的学术共同体的接受、认可，从而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成为普遍的、确定的、标准的阐释。
这种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可，是通过相互间的对话与交流来完成的。文学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的本体存在，是一种主体间的存在。在文学活动包含的诸种要素中，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作者与文本、文本与文本、文本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都存在着对话与交流。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意义的确定性或普遍有效性，就是不同接受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交流所达成的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是他们面对解释对象相互协同的结果，是文学解释共同体一致认可的解释的合理性。
郭持华：正如巴赫金说：一个单一的声音构成不了世界。对话不是倾听，不是对他人观点的无条件认同。真正的对话应该是两个各自拥有意见的主体互相进入对方的观点，我们如何才能保证不同意见的主体之间达成一致呢？
金元浦：对话确实以意见不同的主体平等存在为前提，但是，对话不仅仅是彼此发言，各自陈述观点，更重要的是，经由对话实践，可以达到不同主体之间共同拥有的某种协同性、有效性和合理性，这就是文学间性的获得。
我曾经多次指出，在当前我国文艺学与文学批评多元发展的现实语境中，不同研究范式、流派和话语间迫切需要对话与交流，以打破长期形成的相互间的不可通约性，放弃各执一端的褊狭与局促。通过对话与交流，探寻这些范式、流派和话语之间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它们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而这，就是文学间性的研究。它不同于撷取合理要素后的“整合”、“融合”为一，找出统贯一切的本质，构造涵盖一切的宏大体系，也不同于前期解构主义的完全消解、拆除，间性秉持一种合理建构的积极姿态，致力于主体之间、社会共同体之间、范式和话语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相互包容，相互汲取，达到共同约定性和普遍可理解性。
具体到文学解释中，经由对话交流所获得的文学间性，就是一定数量的文学共同体所普遍认可、接受的某种意义阐释，也就是文学意义的确定性。
郭持华：您刚才讲到文学共同体普遍认可、接受某种意义阐释，从而形成文学意义的确定性，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是否意味着还有一种非理想的状态？
金元浦：我所谓理想的状态，指的是单纯从文学解释行为的自身运作情况来看，一种能赢得多数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解释，一般而言是较为合理、有效的解释。但从现实的层面来看，一部文学作品在历史流传中经历的情况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对它的解读与阐释常常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干扰，比如权威话语、政治力量等的介入与制约，它们必然对作品意义的生成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
郭持华：这里也许有福柯所讲的那种权力对思想、对真理生产的影响，权力、真理与思想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组织关系，彼此求证而又相互支持。
金元浦：对。人类的文学活动从来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历史发展之外。历史流传物之为历史流传物，就是因为它在历史中流传，它的意义、地位与价值的变动必然要受到各种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各种权威话语或者政治力量一般通过作用于阐释者的解释立场、目的、前理解构架与视域范围，最终影响到作品意义的生成。
郭持华：汉儒对《诗经》的阐释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统治者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帝国的意识形态，使《诗经》的研究与阐发成为一种御用学术，甚至成为选拔官员考试的依据，这必然深刻影响到儒生的解释立场，他们按照经世致用的原则来解释诗三百，从每一首诗中解读出成伦理、政治教化的意义就并不奇怪了。
金元浦：在中国文化史中，漫长而复杂的《诗经》解释历史，确实为我们深入了解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它至少包括了下述问题：
其一，一个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它的解释语境有何关系？比如孔子在礼坏乐崩的语境中阐释《诗经》，汉儒在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阐释《诗经》，古史辨派在中外文化碰撞的语境中阐释《诗经》，他们分别揭示出来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
其二，一个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社会权威话语、政治力量有何关系？比如《诗经》是如何从一个“里巷歌谣”的世俗文本升华为垂范万世的神圣文本的？在尊经与非经斗争，守序与废序对峙的背后，是否有权力的影子？权力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最终影响到《诗经》意义生成的？
其三，历史流传物意义生成的多元性。在数千年的《诗经》阐释历史中，古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语言解释的方法、历史解释的方法、心理解释的方法，进入到诗三百的文本解读，得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本义、引申义、象征――隐喻义、附会义等等。
其四，文学作品可能在历史流传中经历一个被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过程。《诗经》经过孔子的阐释之后，生成了“思无邪”的伦理教育意义，从此被纳入儒家思想体系而成为儒家的经典；汉儒则进一步把《诗经》牵引向政治，充分挖掘乃至附会它的政治教化意义，使《诗经》从儒家的经典“越界”到成为国家的文化经典；古史辨派则极力拨开笼罩在《诗经》之上的经学迷雾，用文学的眼光重新予以解读，这既解构了《诗经》的政教经典地位，又打开了将《诗经》文学经典化的大门。
郭持华：文学经典的历史建构及其在当下社会的命运是当前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您刚才提出，历史流传物有一个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过程，这很耐人寻味。经典在其最基本的涵义上，代表了一种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具有普适性与规范性的价值和意义，而这种价值和意义正是依赖于解释而得以形成，依赖于运用而得以实现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化，必然伴随着一个解释的过程，一个通过解释以揭示文本的某一意义并使之上升到权威与规范的过程。您能否从文学解释学的角度谈谈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化问题？
金元浦：实际上，一切文学艺术的经典化都是在“经验实践——惯习养成——范式选择——对象命名——团体认同——理念传播——经典型塑——教育孵化——仪式确认”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既定的并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累积、叠加、删汰、增殖、削减、更新、解经典，再经典化，形成新的经典的过程。人类历史上的文学艺术，总是在前人既定的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实践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它是一个经验基础上形成普遍惯习的过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是批评家在公共阅读基础上依据一定文学范式选择、推选作品并为之命名的首创性活动。这一命名必须得到批评共同体的认同，然后在文学公共空间的广泛传播中选择和扩展，逐步将之型塑为公认的经典。而经典地位的确立则在文化传承的制度机制——教育体制中孵化、延续和不断加强。文学史教材、研究著作、特定课程设置就是文学经典的加冕仪式。
郭持华：上面你谈了经典化的历史发生链条，那么解经典或去经典又是怎样进行的？在解经典之后的再经典化又是如何展开的？
金元浦：经典化是一个历时的、并在空间上延展的链条。当其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原有经典就可能被解构。在经典解构的诸多环节或要素中，时代语境、政治权力、范式变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历史上经典的解构总是在范式革命的转型时期发生。而原有经典作品的再经典化则是在新语境下原作品的意义潜能得到再度开发，依照新的范式又生成了新的意义的结果。任何一部作品要想成为经典，都必须与当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只能通过批评家、阐释者对原作品的新的阐释获得新的意义来实现。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再经典化。再经典化将再度经历经典化的历史流程。不过这一次有一个过去遗留下来解构物作为再经典的参照系，其再经典化的过程必然是对那一参照系的反拨。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像《圣经》和《诗经》这种典籍的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无数阐释的群集，它们自身也是无数经典的群集。
郭持华：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金元浦（1951— ），浙江浦江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文化部动漫类教材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博导。出版专著《文学解释学——文学的审美阐释与意义生成》、《接受反应文论》、《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大美无言》、《“间性”的凸现》等，译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走向接受美学》、《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主编《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报告》、《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化概论》、《文艺心理学》等，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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